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一系列的失败后，欧博abg清政府的洋务派和民间的有识之士们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经过多方考量，政府和民间分别开始通过不同渠道向日本派出留学生，并引进日本教习，试图以日本为渠道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军事和机械技术等，以求最终达到“师夷制夷”的目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维新志士和开明官僚了解到了西方和日本对“女学”的重视，认为“女学”对国家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梁启超、严复、郑观应等社会名流通过撰文、演说，指出我国女子教育的不足，呼吁兴办女学。一时间，学风正隆的古老大地上，各种女子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在各省纷纷冒出。不过，弊病也马上就显现出来了，受中国几千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愚昧教育影响，当时有教师资质的女性根本不够，许多女子学堂都面临窘境。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的开明官绅通过自己的途径向日本招聘女性教习，由此，河原操子成为赴中国执教的第一位日本女教习。

河原操子的出身

河原操子，明治八年（1875年）6月6日出生于信浓国松本藩（今长野县松本市），河原家祖祖辈辈都为松本藩主服务，河原操子的父亲河原忠就是松本藩的一名藩士，通汉学。据说，河原忠的口头禅就是“日中如果不携手合力，东洋就没有和平”。因此，可以说河原操子就是在汉学的熏陶下长大的。

明治二十六年（1894年），欧博官网河原操子进入长野县师范学校女子部就学，三年后考入了著名的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东京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因病不得不在毕业前夕退学，回乡后成为县立高等女学校的一名教师。

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河原操子与中国结缘，这可以说是河原操子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适逢日本著名教育家、东京实践女学校校长下田歌子来长野县讲演，崇拜中国文化的河原操子闻讯后，立即去拜会下田歌子，并表明自己愿赴清国执教的想法。在下田歌子的斡旋下，河原操子来到位于横滨的在日清国人开办的“大同学校”任教。

河原操子在大同学校执教近两年时，正巧赶上了上海务本女塾创办人吴怀疚来日考察女学并招募女教习。在吴怀疚好友下田歌子的推荐下，年仅27岁的河原操子于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8月28日由横滨港启程，9月3日抵沪，正式成为上海务本女塾的第一位外国女教习。

当时，务本女塾不设年龄限制，所以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小的8、9岁，大的甚至超过30岁，教学难度可想而知。更为困难的是，河原操子不通上海方言，也没有教学大纲、教材之类可供教学参考。不过，河原操子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没有教材，她就根据日本学校的教学大纲，自己设计教学内容，欧博编排课程。除了教日语，她还教算术、图画、唱歌、编织等各种知识。因女塾校长要求学生解放“缠足”，而常年“裹脚”造成的缩小的脚掌难以很快恢复起来，于是，河原操子就带着学生每天在运动场上锻炼，以促进她们足部的恢复。

此外，在生活上，因城区内污垢不堪，外国人大都选择住在租界，同样，河原操子也被劝说去租界居住，然后通勤来女塾工作。但被河原操子拒绝了。她的理由很简单：“作为教习，我如果因学校环境脏就逃避住在城区，这样会让学生怎么看我？如果不和学生住在一起，又何谈师生之谊？而且，如果因为这些使得作为清国的第一号外国女教习失败了，那就不是我一个人的耻辱，而是给日本国也带来了耻辱。”于是，河原操子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在城区和学生一同生活。

由于这些努力，河原操子在务本女塾执教不久就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并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而且由于她的教学方法得当，善于深入浅出，甚至许多学生的家长也都慕名来学习，河原操子的名气在上海滩逐渐传扬开来。

河原操子的蒙古情

在上海的事业顺风顺水之际，欧博娱乐河原操子的人生又迎来了一次转折。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春，大清辖下的蒙古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在日本考察“劝业博览会”时，注意到日本女学相当繁盛，返回北京后意欲在王室设置女学堂，让王室女性接受日式教育。于是，贡桑诺尔布就去拜会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官员，商谈请日本派遣女性教习赴蒙古执教事宜。对此，日本驻清国大使馆欣然应允，在上海名声日隆的河原操子遂于11月底应召入京。

在日本驻京大使馆，河原操子接受了入蒙工作的“官命”（政府命令），并得到川岛浪速（川岛芳子养父）的指导。12月13日，在日本驻清国大使夫妻和川岛浪速夫妻亲自送行下，河原操子乘坐喀喇沁王派来的驮轿，踏上了入蒙之途。经过9天的颠簸，终于在12月21日到达冰天雪地的目的地喀喇沁旗。

初到蒙古时，可以说各方面的条件比上海还艰苦，不仅要克服气候、饮食、语言等方面的障碍，还要在教学方面从零做起，重新制定适合蒙古人的教学大纲、施教方法等，当然，更重要的是她还要从事日本政府给她布置的“官命”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经过短短的筹备，喀喇沁旗“毓正女学堂”在12月28日正式开堂上课了。

而后，经过两年的努力，像在上海一样，河原操子在喀喇沁旗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学生们除了学习日语、算术、编织外，还通过教习了解了日本，对日本产生了亲近感。河原操子也赢得了包括王妃在内的所有学生的赞誉和尊敬。此时，日俄关系得以恢复，河原操子接到了“官命”工作结束的通知。于是，河原操子决定回国进修两年后再赴蒙古执教。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2月底，在中国执教近四年的河原操子从天津乘船回到东京。同年8月，河原操子与一位银行副行长结婚并移居美国纽约。15年后，即大正十年（1921年），河原操子从纽约回国，在静冈县热海过起了隐居生活。昭和二十年（1945年）3月7日，71岁的河原操子在热海逝去。

河原操子的贡献者论和间谍论之说

河原操子虽然早已过世了，但在日本对她的研究至今仍在继续，且形成了两种鲜明的观点：一派是“贡献者论”，认为河原操子从小受到儒式教育的熏陶，后来立志读师范以求做一名教师，而后去上海、蒙古任教，对教育极为热忱，这些都说明河原操子是一位卓越的“贡献者”。如女作家长谷川时雨的《春带记 明治大正女性抄》（1937年）、小说家佐和瑞江的《草原的风之诗》（2010年）等作品，主要描述的都是河原操子的教育贡献；2015年3月，九州共立大学提出了《关于河原操子日本语教育活动的考察》学术报告（现保存于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这份报告中对河原操子“教育贡献”的客观分析更是足以说明这一点。

另一派是“间谍论”，认为河原操子从小受到“忠君报国”思想的影响，梳理她教育生涯所涉及的重要人脉关系，以及她在北京大使馆正式接受任命并认真执行的事实，最后把河原操子定为“间谍”。这从一些文学、学术作品中也可看出。如1965年，作家渡边龙策就在他的《女探——日中间谍战史》中定性河原操子为女谍；2018年12月3日，原防卫省情报分析官上田笃盛在其所著《我国情报史》中，也把河原操子誉为“旧军第一位女间谍”。

那么，我们就以此来具体分析一下河原操子到底是何许人也。无疑，如前所述，从河原操子在上海和蒙古所表现出来的无私的奉献精神、尽职尽责的工作作风来看，这些都证明她确实是一位热心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外国人士。但如果把她的所作所为放在中日文化交流大环境下来考量，说她是女谍也貌似不冤。

我们先来看看当时中日之间文化交流大环境是怎样的。日本东亚同文会（半官方间谍机构）办了一份叫《东亚时论》的报纸，该报在1899年4月25日，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支那的觉醒和吾人的责务》，从中可以略窥端倪。作者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当下，在进出中国的势力中，西方列强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如果任其发展，中国则不可避免地陷于被瓜分的状态之中。而这，对日本是极端不利的。为此，日本需要通过在中国开展教育事业、发行新闻杂志及译书、增加交通往来等促使中国觉醒。只有中国在日本的文化渗透和人员往来的言传身教中觉醒了，中国才会向日本靠拢。如此，也才能使日本势力在中国取得优势，从而使日本的“国益”得到保障。

从东亚同文会当时的活动内容来看，可以说，这篇专栏文章的内容代表了东亚同文会的工作指导思想，而这些同样在河原操子身上可以体现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在毓正女学堂成立和河原操子入蒙问题上出现的日本人。其中有川岛浪速、佐佐木安五郎、内田康哉、小田切万寿之助、下田歌子、福岛安正、青木宣纯、伊藤柳太郎等。这里面除了教育家下田歌子和陆军军人福岛安正、青木宣纯、伊藤柳太郎之外，其他人全部为东亚同文会会员。其中，佐佐木安五郎还是唯一一位进入喀喇沁旗活动的东亚同文会成员。由此可见，东亚同文会从头至尾参与了日本针对内蒙古的渗透工作。

当然，在东亚同文社发表这篇专栏文章的时候，河原操子还没有提出赴清国执教的要求，所以，没有理由说河原操子在那时就与东亚同文社提倡的中国战略同流合污了。但当她正式向下田歌子提出想去中国做教习时，她的这一举动，就与东亚同文会鼓吹的文化渗透论不谋而合了，虽然实际上那只不过是适逢其会而已。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说，在当时只是为了教育工作赴清国的数百名日本教习中，有一些人不知不觉间成了日本文化渗透中国的“协作者”。

河原操子到底是何许人也

那么，河原操子到底是何许人呢？日本人素以做事细致认真而著名，在确定河原操子的身份上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比如持河原操子为间谍论者，就通过详细列表形式，向人们展示出了河原操子背后的与中国相关的日本政界、军界、情报界的人脉关系。

他们从最初河原操子之父的好友福岛安正（情报人员出身，1900年为清国派遣军司令官，日俄战争时任满洲军总司令部参谋，最后官至陆军大将）论起，到河原操子最初任教的横滨大同学校名誉校长犬养毅（东亚同文会成员，最后官至总理大臣），再到她在北京大使馆接受“官命”时与浪人川岛浪速（特务，川岛芳子养父，清肃亲王善耆的把兄弟，满蒙独立和刺杀张作霖的策划者）的接触，以及在蒙古与喀喇沁旗王妃（肃亲王善耆之妹）的亲交，其中福岛安正、川岛浪速和河原忠一样，最初都是信浓国松本藩的藩士出身。基于这些人脉关系，间谍论者认为河原操子能接受间谍工作。

事实也正是如此，河原操子在赴蒙古做教习的同时能毫不犹豫接受政府的“官命”，就说明了她确实拥有这样的心理基础。而且，据她自己回忆说，她在北京接受“官命”时，也接到了父亲的来信。河原忠在信中说：你是为了祖国带着重要的任务入蒙的，一定要有随时牺牲的觉悟。为此，为父赠你怀刀一把，万不得已就用怀刀自裁，以免侮了日本女子的名声……云云。另外，在蒙期间，她除去正常的教学外，想以自己的行动影响喀喇沁王及王族亲日；监视边界俄军动向；以代号“沈”向北京的负责人汇报工作等。这一切基本上可视为间谍行为。

尽管如此，河原操子生前一直极力反对对自己的间谍定性。她曾激烈地表示，自己去中国的就是教授语言和技能，而不是做间谍。1942伪满洲国庆祝成立十周年时，曾大肆宣扬她的功勋，并邀请她作为贵宾出席庆典，但河原操子拒绝了。

综上，个人认为，双重贡献者、被动的间谍或许是对河原操子最合适的定性。